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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前文化生态的传播学分析

时间:2016-1-18 10:39:46 点击:

  核心提示:上海在开埠前作为中华帝国一小块领土,一直统摄于皇权至上的一元传播秩序之下,天子位于金字塔的顶端,进行自上而下的纵向传播,传播内容主要集中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纲领和举措上,同时辅以横向的信息反馈和控制,单...

  上海在开埠前作为中华帝国一小块领土,一直统摄于皇权至上的一元传播秩序之下,天子位于金字塔的顶端,进行自上而下的纵向传播,传播内容主要集中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纲领和举措上,同时辅以横向的信息反馈和控制,单向度的传播路径使得接受者基本上是被动地接受教化和引导,束缚着交流的欲望。而当晚清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上海,这座通商口岸城市首当其冲,在中西文化冲突碰撞中,迅速呈现出迥异于“传统”样式的“现代”风貌,上海华丽的现代化转向,其实是和其自身独特的文化生态密切相关。这种独特性让上海民众滋生出在不同于传统中国内陆县城居民开放、包容的生活态度,那么开埠前上海的文化生态到底如何?

  一、关键概念

  文化生态研究人类文化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借用了环境生态、自然生态中的“生态”一词,来表示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秩序、状态等。该名词从1955 年朱利安· 斯图尔德(Julian Haynes Steward)在《文化变迁理论》中提出发展至今,强调文化与其生态环境是不可分离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突破了以往仅重视自然环境的文化生态观,把人化环境特别是信息环境作为文化生态环境,表明文化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有着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内在秩序和规律。

  “文化生态”论者实质上是要把整个人类文化看作一个生态大系统,在这个生态大系统中,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传播活动构成了文化生态,“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文化生态包括三个层次;“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包括工具、技术、生产方式等)与“社会制度环境”(包括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制度等结合而成的体系)。理想的文化生态有其内在稳定性,但又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把自身文化系统与外在社会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每一种文化系统都在运用各种媒介与其他文化展开多元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在平等、和谐、开放中不断地进行文化间的同化和异化。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良好多元的文化生态,若破坏自己生活的文化生态,割断生活的历史文化传统,势必会深远地影响到自身的发展。

  开埠前的上海偏在海隅,文化生态上作为一个子系统,从属于中华文化生态。“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板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在这样一个宏大的文化生态中,不同地区的传播活动活动呈现出地缘化特征。

  二、自然生态的疏与堵

  上海以港兴市,地理位置优越,居于“吴淞、黄浦两江合流之处”。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个外延不断扩大的概念,从浦名至镇名,再为县名,最后为市名,皆源于黄浦江通海便利。“上海故为镇时,风帆浪拍之上下,岛夷交广之涂所由出”,海运开放与否关乎上海的盛衰。凭借滨海的自然生态,港口运输的空间传播活动频繁,横向的空间传播因船舶航行而无限扩大,为各个地域文化间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机会。这样的便利却威胁着传统社会皇权至上的一元传播秩序,因为中国主要居于内陆地区,居于传播秩序顶端的封建君主均生活在中原城市中,空间开拓意识比较淡漠。“在农业社会中,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周而复始,能重复使用的知识自然而然受到了重视。而且,农业社会的产品主要不是用来交换,人们不必开拓市场,空间的观念也就没有时间观念突出,久而久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时间倾向’的传播观。”这种“时间倾向”的传播观符合传统社会封建闭关自守的特质,传播活动总是在有限的、可以掌控的空间内扩散,时间上的延续会加强传统文化的延续,强化对整个封建国家的掌控。

  基本上官方对上海的传播控制总是以国家利益为依归,若没有伤害国家利益则“疏”,反之则“堵”。宋元时期朝廷沿海商贸活动活跃了经济,总体上比较自由。宋末景定、咸淳年间,向外扩张型的海运业让上海“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元末上海镇港同样因航运便利,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明初朱元璋实行严厉的“海禁”国策,凡私自下海与诸番互市者必绳之重法,并禁止民间使用番货。直到明隆庆年间才迫于形势,宣布“除贩夷之律”,允许沿海商船交蕃通商。明朝时期上海倭患的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集权设置障碍阻挠与外部世界传播活动,许多所谓的倭寇正是不准出海的渔民。“上海一隅,本海疆瓯脱之地。有元之时,国家备海寇,始立县治于浦滨,斥卤方升,规模粗具。”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为防御倭寇,上海合全县之力筑起了一座外围九里的城墙,从空间传播上加强了闭关自守的观念,割断与外界的联系,对于胆敢破坏“大一统”格局者予以严厉的处罚,“沿海通番之家悉皆诛窜,从此良民无敢私自出海。”尽管历任封建君主对上海的空间传播控制以堵为主,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但社会发展仍然孕育了对横向传播的需要,到康熙平定台湾,当帝王对空间传播的掌控跨越了大海,允许重开海运设立江海关,并非常详细地规定了传播活动的路线,“不入北洋,来江俱收上海口子”。上海道台除了要监督地方行政和维护地方治安,还要兼理上海县的海关,方便“弹压通洋口岸”。即便是这样,相对于君主对传播秩序的强势控制而言,已经是有了很大的松动,因海运开放展开的横向传播活动日益繁复,“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这样的开放也只持续到1757 年(乾隆二十二年),“明岁赴浙之(洋)船,必当严行禁绝”,“不准入浙江海口”。农耕文化的思维模式和华夏文明的妄自尊大,让“堵”继续成为清朝的既定国策,一直延续到开埠。

  三、经济生态的多元与流动

  上海不同于传统自然经济,借着“通海之力”而崛起,人与“海”之间形成了双向互动的交流关系,人既受制、依靠于“海”,又不断改造、适应着“海”。除了常见的农业种植外,海运、植棉、渔盐多元发展,成为其经济生态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肆虐的海水带来了大量盐碱化的土地,不能和江南地区一样可以广种稻米,海塘修筑又比江堤难上百倍,“咸潮一入则膏腴尽为斥卤”,棉花成为上海最主要的商业性农作物,滨海地带兼擅渔盐之利,航海运输业的发达更让棉纺织产品、海盐迅速获得广阔的内地甚至海外市场。“松江岁赋京师至八十万,上海十六万有奇。”棉纺织手工业和海运业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商品经济形态,刺激了消费的欲望,跳脱出自然经济的狭窄时空,在客观上弥补了上海地区农耕业的不足,也满足了“大一统”中央政权的政治需要,明初政府甚至强迫公众种植棉花。这种经济生态上的多元性,是基于自然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却孕育了生机和活力,让靠海谋生的上海人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有江南农家那种心灵手巧、精打细算、勤劳朴实的细腻性格,又有海上商旅那种开拓勇为、灵活多变、善于经营的豪爽气质。”同时,商贸发展带动了人口的流动,聚集了大量非农业居住的人口,明清时期这种商贩寄籍的局面便显得益发突出,“黄浦之利,商贾主之。而土著之为商贾者,不过十之二三。”至开埠前,流动性成为上海经济生态的另一个特点。上海县城内客栈商行密集,万商云集,“沿浦闹市,北至洋泾浜口,南至薛家浜口,商旅猬集”。这种流动性让上海文化不同于传统农耕文化内敛保守的气质,藉人口流动展开的传播活动,促进了各地方文化的交流,与上海本地追随的江南文化相融合。上海文化因此缺少精致优雅的格调,逐渐养成了“以重商、重生(重视生活)、精致、灵活为特点”的文化风尚。

  四、社会制度生态的预防与控制

  上海从自秦汉至晚清开埠前,随着其通海便利的优越性日益显现,整个社会文化传播活动一直处于王权严格控制下,预防可能发生突变。首先在行政结构设置上,从1292 年(元至元二十年)因“地大公众”设立上海县,从元到清,县一直是上海地区最基本地方行政机构,以下还依次设立了保、区、图等基层组织,各级地方官员和地方士绅作为社会精英,代表着君王意志监督着整个传播活动过程。雍正年间,上海县更“越级”处于巡苏松道的直接监察之下。虽然多元经济的发展让上海的社会结构与中原地区的县城有些不同,但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专制制度长期保留,政治控摄着经济。外来移民身上同样有着传统传播秩序的烙印,不同的方言在这些移民群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个别文化人会用普通话,绝大多数移民很少交流与沟通,只能和语言相通的同乡交流,方言成为了识别地方身份的符号。上海“这种‘五方杂处’、‘客土杂居’的格局,一方面使前近代上海社会具有很强的兼容性,极易养成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前近代上海社会的多元性格,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质和社会活力。这种社会格局在前近代社会中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特质。”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为了定义自己社会关系和秩序,大量设立同乡或同业组织,开埠前上海县城内外设立的会馆、公所就达27 家之多,绝大多数由旅沪商帮组建,同样以乡土关系展开的人际传播活动。他们修建宗庙、开设祠堂、组织节庆和祭祀活动,主要由少部分士绅掌控,“这种等级分明并由集体负责的乡邻群体的组合形式赋予了这些组织一种传统的特性”。

  其次,在政治制度管理上,县署为最高行政机关,由知县统领一县的政务、户籍、赋役、税收、缉捕、诉讼、文教、农桑等,所谓对诸政皆应“躬亲厥职而勤理之”。上海地区“风俗素淳美,而僻在海陬,远于王化”,“国家之政,莫大于兴利与除弊,而烦剧僻远之区尤亟。盖地冲则习俗嚣豪,境陋则德化扞格。全赖司牧保障者严峻而釐剔之,以宣德意政教之所不逮,是故弊除而礼自兴。”知县其实正是封建君主皇权至上的一元传播秩序中的意义诠释者,执行传播管理的功能,规范着公众的传播活动只能在既有的纵向传播秩序下进行。此外,立于街巷之间的牌楼,碑坊均成为了重要的传播符号,意义蕴藉于题名中,儒学左右有兴贤、育才坊;巡抚行台有激扬、振肃坊;按察司左右有肃清海防坊、保障东南坊,都有着强烈的教化和宣传作用。

  再次,通过科举考试掌控上海意识形态。上海紧靠江浙皖一带的明清文化中心地区的东缘,开埠前在文化上追随的是全国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扬州,深受江南文化的影响,“重文尚儒”社会风尚盛行,运用教育的方式将儒学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给传播下去,书籍成为维持中华帝国“超稳定结构”社会的重要媒介。如英尼斯所言,“主导媒介的时间偏向表现在它对文化和制度产生的影响。倚重时间媒介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社会的黏合力,紧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上海县学、社学、义塾、书院并举,既是传承传统文化的媒介,又为承载思想或意义的符号体系,这种官学、社学、私学、义塾、书院并存的格局既是教育传播水平和能力的分工,又是君王对传播内容的控制策略,诸如清忠、沂源、仰高、启蒙这些书院名称,表明科教兴盛源于巩固政治的功利性目的,科举考试以一种貌似平等的方式选拔人才,出身贫寒者有机会改变命运,出身富贵者更要倚重权力巩固地位,“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称极隆焉”,明清两代上海地区共出了7 名状元。

  明清两代出任上海地区的郡守、县尹均经科举进入国家官僚机构,多为“明德才士”,俨然成为当地的文化领袖,地方官员纷纷以传者的身份致力于一方教化,力图为上海塑造重学、重士、重科举之风。“虽佃家中人衣食才足,喜教子弟以读书,秀民才士往往起家为达官,由是竟劝于学,弦歌之声相闻。”地方官兴学重教很好的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秩序,“旧学教育承担着人文教化的重大社会责任,它一方面培养输送士子精英加入官僚阶层,并在城乡基层社会形成维系王朝统治的支柱;另一方面为上层政治统治涂抹圣王色彩,将君主贵族的专制权力转化为社会的文化规范,从而使政治与习俗结合起来。”其实整个科举考试的过程就是一个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传播过程,所谓八股文体实际上是君王所希望的对儒家经典的诠释,最终培养的是顺应现有传播秩序、具有统一信仰的传统文士,无论考取与否,只要投身其中,无不被潜移默化。处于社会底层士人要“翻身”,就只有通过科举考试,以文化资本提升传播秩序中的社会地位,跻身传播权力的分享者。

  同时,这些满城盈野的文人绅士通过科举拉拢,充当了社会冲突的调谐器,预防着变故的发生。上海“苏松熟,天下足”的过誉之评引来朝廷的赋税重压,上海这块弹丸之地一直承受着掠夺式的经济盘剥,“邑产惟棉实大宗,脱花炎暑力疲农。农收菜豆和三麦,罄室先将租赋供。”居然只引起不十分剧烈的“民变”,而未有大的“暴乱”,有许多原因可以探讨,而文化风气是很重要的一点,聆听圣贤书教诲的公众是很难作出违上的事情来,本地商业的繁盛也缓冲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五、结语

  开埠前上海文化生态的独特性就在于,一直处于各种开放与控制之间。滨海开放的自然生态被政治强权人为隔绝,强化了居于传播秩序顶端君王的权威,扼杀了大众多元传播需求。而经济生活的多元和人口的流动,又从某种程度上重新建构了上海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因循商品买卖关系形成的人际传播活动,让“四民之末”的商者貌似成为了传播活动的主角。国家政权一方面享受着上海开放带来的富庶与繁荣,另一方面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上海经济生态的严格控制,开埠前上海稳定的权力关系架构,防范着未来社会变动的发生,更在意识形态上将识字者对政治体制的破坏扼杀于无形。

  其实每一种文化生态对于人类社会而言都弥足珍贵,中国历史上真正开放的文化生态属于昙花一现,多数情况下趋于保守封闭,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成为一种文化包袱,让清王朝总以“老大帝国”自居,抗拒与他国的文化交流,失去了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机会。而上海的文化生态尽管比内陆城市要开放,但真正现代化为近代都市,却只能依靠战争这样的跨文化传播媒介,在枪炮的重压下,闭关锁国的晚清中国被迫开放,各种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展开,开埠后上海的文化生态由此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开埠后的上海被传统知识分子斥责为销金窝,各式西式器物被批评为奇技淫巧,背后其实隐含着深深的文化焦虑,就是担心这些貌似强大异质文化的进入后,会对自身文化构成威胁或引起异化。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样有着这样的顾虑,因此要在保护自身文化生态的同时,接纳异质文化,建构文化身份,“明确个体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社会空间、社会地位的坐标,个体因此获得关于‘我是谁,我身在何处’的准确文化定位”。客观地讲,如果以西方文化生态在全球化中取代中国本土文化生态,会导致传统民族文化丧失主体性和独特性,重新沦为文化的“东亚病夫”,这是要坚决抵制的;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中国本土文化生态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一味排斥外来文化,封闭是老化的开始,容易滋长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导致民族文化生态发展的停滞与退化,闭关自守的历史教训已经足够惨重,这就需要建构一种的平衡文化生态理论。

  平衡文化生态理论就是在中国文化生态在与其他文化生态的比照中,用一种“非我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跳出了自身文化的限制,扩大自我,来承受和容纳外来的文化。在开放和融合中批判认知原有文化生态,解读异质文化的文化编码,在原有意义体系无法对新质文化内容做出合理解释时,尽可能保留文化共存的空间,避免文化误读的发生,学会在全球化时代在进行积极、健康、平等的跨文化传播。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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