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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司马迁的隐逸观

时间:2016-1-18 10:35:01 点击:

  核心提示:有关司马迁及其思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对于太史公的隐逸观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少有讨论。本文拟从班彪、班固父子的评价入手,对此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一、班固所言太史公“退处士”问题  历代学者对史家...

  有关司马迁及其思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对于太史公的隐逸观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少有讨论。本文拟从班彪、班固父子的评价入手,对此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一、班固所言太史公“退处士”问题

  历代学者对史家司马迁及其《史记》都有不同评价,其中发论较早、影响较大者当属班氏父子。班彪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同时又说: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 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 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 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1]1325 班固沿袭其父的观点,进一步概括道: “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2]2737 - 2738 这就是有名的“史公三失”。班彪、班固父子对太史公的批评涉及司马迁的学派倾向、义利观等问题。对此,学界见仁见智,有过广泛讨论[3 - 5]。这里不拟繁引诸家观点,主要谈论大家较少关注的“退处士”一事。

  首先应该说明,“处士”一词在古代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不愿入仕的人,大致与后来的“隐士”同义; 二是指那些愿意求仕但尚未入仕者。[6]9班固将“处士”与追逐功利的“奸雄”相对提出,显然不是指后者,而是轻名利的隐士。因此,“退处士”事实上是讨论隐士问题。

  那么,班固所言是否指司马迁排斥隐士? 要辨清这一问题并不难,只要看太史公在《史记》中是否为隐士的叙述留有较多空间便可。事实上《史记》不仅为隐士做传,还将其放在列传之首: 七十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的传主就是地地道道的隐者,“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伯夷、叔齐乃后人谈论隐逸问题时频繁援引的例子,其隐士身份不难判断。

  伯夷、叔齐之外,不少隐士散见于《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中,主要有: 不贪利禄归隐绵山的介子推( 《晋世家》) ,与孔子有过直接或间接对话的长沮、桀溺、荷蓧丈人( 《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 ,隐居商山的四皓( 《留侯世家》) 等。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刘为博先生为此撰有一篇《略论〈史记〉中的隐士》,将《史记》记录的隐士分为两类: 有详细事迹的隐士( 伯夷、叔齐、介子推) 、被称“隐”之士( 老、庄、商山四皓、鲁仲连、侯嬴、朱玄、王躅) 。因此作者认为《史记》开了“隐士入史的先声”,对后世史家有重要影响[7]49 - 64,由此也可见司马迁对隐士的关注。

  所以,“退处士”绝非排斥隐士之意,因为班固对《史记》中记载的隐士不可能视而不见。换言之,班固认为司马迁“退处士”,不是指责他没有记述隐士。同时,“退处士”也并非《史记》为隐士所留的空间太少,因为若从《史记》《汉书》两书所载隐士数量来看,后者并不比前者多———与《高士传》等著作相较而言,《史记》《汉书》中的隐士在整部著作中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以至于晋代皇甫谧在《高士传》中怀疑《史记》《汉书》故意“忽略”“过滤”了大量隐士,“史班之载,多所阙略”[8]1。皇甫谧的论断是否正确,是否有臆测的成分? 或者是否考虑到《史记》《汉书》与隐士专著《高士传》的文本区别,另当别论。不过皇甫谧指出一个客观事实,即《史记》《汉书》中的隐士个案都不算太多。因此,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绝非太史公书中隐士数量太少,否则岂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综上,班固批评司马迁“退处士”并非指他排斥隐士。个中缘故,我们认为主要在于两人对隐士态度的巨大差异,就如他们都有游侠传,但班固批评司马迁“序游侠”时“进奸雄”一样。

  二、司马迁的隐逸观及与班固的差别

  所谓隐逸观,即对隐逸现象、归隐原因、隐逸主体( “隐士”) 及相关问题的总体看法,核心是对隐逸现象及隐士的认识与评价。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的标准。

  首先,在隐逸起源、部分隐士的真实性方面,司马迁保持了谨慎态度。关于我国隐逸现象的最早发生,诸子作品一般都上推至尧、舜时代,最著名的例子莫过“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隐遁不受。许由的事迹最早见于《庄子》等书,《庄子·逍遥游》《大宗师》《天地》《徐无鬼》《让王》《盗跖》诸篇均提及许由归隐一事。后世辟有逸民传( 或“隐逸传”“处士传”) 的正史,大多因袭《庄子》的说法,如《后汉书·逸民列传》说: “《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颍阳之高”指许由辞天下,洗耳颍水。

  《史记》也提到许由,但用语十分小心,“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用了“说者曰”三字。司马迁还曾感慨道: “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 按: 务光,传说中的夏代隐士) 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7]2121 也是对许由、务光等早期隐士不见于儒家经典的疑惑。今天看来,司马迁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因为众所周知,大量运用寓言、虚构手法是《庄子》的习惯,所叙之事真真假假,可信度大打折扣,而且《庄子》里的许由不接受尧“禅让”,以儒家推崇的禅让制的反对者形象出现,极有可能是儒道互黜的产物,而非真实存在。

  其次,司马迁高度褒扬隐士的志节,如《伯夷列传》称不仕贰朝、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兄弟为“义人”,《太史公自序》也说: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 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均注重一个“义”字。《史记》里涉及的其他隐士,大多如此,试看两例:

  侯嬴。“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 信陵君) 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 ‘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9]2378后因为受信陵君厚待,侯嬴与朱亥助其窃符救赵,最终用自刎的方式践行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

  王蠋,原为齐国大夫,劝谏齐王不听,“退而耕于野”。乐毅率燕军攻破齐国,愿封王蠋为将,遭到王蠋拒绝,“王蠋曰: ‘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 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9]2457

  由上可以看出,司马迁所说的隐士的“志节”,指“义”“忠”“诚”等,具有浓厚的入世、现实色彩。这与班固不同,班固评价隐士主要从道德角度入手,他说: “自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贡禹、两龚之属,皆以礼让进退云。”[2]3056可见班固注重隐士的“风声”“礼让进退”等品格,与司马迁强调的“志节”有所差别。

  再者,司马迁尊重隐士,但并不推崇隐逸行为,而且在“仕”还是“隐”、“入世”还是“出世”这一问题上,他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认为士人应该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司马迁曾写信给隐居山林的好友挚峻,劝其出山,立德立功,“乃以书劝峻进曰: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绝大,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繇也,愿先生少致意焉’”[10]2315。这正是司马迁仕、隐倾向的最鲜明体现。

  太史公尊隐而不崇隐,这一点与班固也有所不同。班固尊隐且崇隐,一个集中表现是《古今人表》对隐士的品第。《人表》中,班固将许由、伯夷、叔齐等隐士列为“上中”之人,给予了高度评价( “上上”“上中”“上下”均为上等品第) 。表中“上上”之人只有14 人,少之又少,且多为传说时代的古帝王。“上中”之人稍多,为说明隐士的情况,笔者作了简单统计: 撇开商末之前具有传说性质的人物,以“大王亶父”( 古公亶父) 为起点,《人表》共收“上中”之人50 人,其中隐者6 人,分别为伯夷、叔齐、少连、朱张、渔父、鲁仲连,占总数的12; 若加上西周初年远遁他乡的箕子、微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渊、“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的蘧伯玉4 人,共10 人,占总人数的20,足见班固对隐士的尊崇态度。

  三、司马迁隐逸观的原因分析

  司马迁谨慎小心、注重隐士名节而非隐逸行为、尊隐但不崇隐的隐逸观,首先与他处理史料的方法密切相关。《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对于数千年的史实,司马迁一方面“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力求“实录”。“实录”的原则是“不虚美”“不隐恶”,同时凭史料说话,不枝不蔓。而有关先秦及西汉前期的隐士,文献有限,语焉不详,如《论语·微子》里的隐士少连、虞仲、夷逸,事迹均不可考。所以对这类隐士,司马迁往往舍而不取。

  另一方面司马迁时刻保持审慎的态度,反复对

  勘、考证材料,“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不是人云亦云。具体而言,在“经传”与“百家杂语”之间,他多以经传记载为标准,“考信于六艺。”前述他怀疑隐士许由、务光,就是因为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时,列举了隐士伯夷等,却不见许由、务光,所以才有“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的发问。这一原则决定了他不可能像其他史家一样,为隐士做传尽可能追溯到远古,而且信而不疑; 更不可能像皇甫谧那样,搜罗隐士唯恐太少。

  其次,司马迁的隐逸观取决于他强烈的功名愿望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经过西汉初年数十年休养生息,国家呈现出繁荣景象,“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2]1135 因此,汉武帝一改前朝做法,兴功建业,“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2]212在这样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士子们精神高昂,纷纷出仕,一时间也出现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大好局面。躬逢盛世,司马迁同样表现出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何况他本人深受父亲遗训的影响: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迁俯首流涕曰: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7]3295

  司马迁子承父志,邀功扬名,功利观念甚至较同时代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崇尚“富贵”“俗功”,并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即便后来身遭辱刑,也坚持修史,原因之一是担心“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强烈的事功观念,决定了司马迁谈论隐逸的独特方式与出发点。比如他为伯夷、叔齐做传,是要替他们以及类似者留名于世: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 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9]2127 甚至于谈论隐士的志节,也要与富贵相连,《货殖列传》说: “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 归于富厚也。”同样,在仕、隐的选择上,司马迁更是毫不犹豫主张入世作为,而不是避世隐居。

  班固不一样,他生活的东汉前期也算盛世,但具体情况大不相同,此时社会上兴起一股崇隐之风,“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1]2185 士人归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入仕环境恶劣,比如吏治混乱、王朝鼎革等,因此在“汉德重开”的中兴盛世反而有如此多的人隐居不仕,并且“重于时矣”,显然已非政治原因,而是“弥相慕袭”的崇隐风气所致。班固深受这一风气影响,尊隐崇隐,不仅将大量隐士录入《人表》“上中”之列,还专设《王贡两龚鲍传》,集中讨论隐逸问题。该传开篇便说: “昔武王伐纣,迁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死于首阳,不食其禄,周犹称盛德焉。然孔子贤此二人,以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开宗明义,交代了该传的宗旨。在分叙各位传主之前,又继续列举出商山四皓、郑子真、严君平等隐士。

  四、结语

  综前所述,身处汉武时代的司马迁,有着积极的人生观和强烈的功利观,由此决定了他尊隐不崇隐的隐逸观。他将隐士、隐士志节与现实功名联系在一起,塑造的隐士形象与传统意义上安贫乐道、清静无为、高风亮节的隐士形成鲜明反差。所以即便将伯夷、叔齐置于《史记》列传之首( 《伯夷列传》) ,并涉及其他各类隐士,仍然让人产生误解。与此同时,实录、实证的史学精神,选择性地择取隐逸人物,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人造成忽视隐士的错觉。此外,司马迁叙述人物喜欢“行事写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9]3297一是选取传主生平大事刻画其功绩得失,不追求面面俱到。对那些曾经归隐,但隐居生涯不占主要经历者,司马迁更是很少从隐逸角度叙述,譬如为曾经隐居海滨的吕尚做传,主要介绍他辅佐周王室、始封于齐等大事。二是通过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复杂关系来“附述”相关人物,如商山四皓,只在西汉初年太子之争的背景下简单介绍( 商山四皓与西汉初年的太子之争,详见《史记·留侯世家》) ,不单独立传。“行事写人”的手法,无疑进一步淡化、掩盖了《史记》中的隐士形象。以上种种,直接影响到后人对司马迁隐士态度的判断。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加之时代背景、隐逸观的不同,班固不太认可司马迁处理隐士问题的态度,批评他“退处士”。诚然,“退处士”的观点未必完全公正,但也为我们探讨司马迁的隐逸观以及全面认识司马迁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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